今年是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,也是创始人邓光明先生诞辰115周年邓广铭老师 (1907-1998)
中国著名历史学家
当代宋史研究的开创者、奠基人、学术泰斗
被誉为“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”
“宋史学界一代宗师”
在文字中学习,在行动中可耻——邓光明诞辰115周年学术纪念展在北京大学历史博物馆举办
border-box;width: 40px;height: auto;" width="40px" data-width="40px">邓广铭:日月长居
时间的琥珀,保存记忆,也被记忆所保存。
文 | 陈雪霁
作为一名北大学生,人们惊呼他:“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,才竟如此之高,学竟如此之富,简直不可理解。”作为一名北大老师,人们称呼他:当代宋史研究的开创者,奠基人,学术泰斗,“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”。
晚年邓广铭在书斋中读书,时年近九旬
由于总是整日拿着放大镜查书,用颤抖的手在王安石书稿上笔耕至深夜,他被大女儿邓可因开起玩笑:“王安石绝想不到在近千年后,能得到了你这样一位知音。”小女儿邓小南继承了父亲的衣钵,从事宋史研究,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、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,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。
1958年,与夫人窦珍茹和女儿可因、可蕴、小南
北大教授邓广铭,被视作宋史学界的一代宗师。他不希望别人用套话评论自己,“‘治学严谨,为人正派’,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,没有特点。”人生中,“博学于文,行己有耻”,才是他毕生的信条。
在邓广铭诞辰115周年学术纪念展中,他丰沛的一生清晰重现:当年的听课笔记,记下了周作人、沈兼士、傅斯年、钱穆、陈寅恪……等大家的见解。多年间收到的1940余信函,传递了陈寅恪、朱自清、夏承焘、杨晦、游国恩、吕叔湘、臧克家、张岱年、叶嘉莹、余英时等学者的寄语。讲授课程的毛笔钢笔手写讲义、多次修订的多部著述手稿、若干信函、报告底稿……在时间的琥珀里,生命痕迹得以保存下来。
纸页如树脂,将一生的包裹其中,瑰丽无比。就像他一生所从事的史学探索,把时间打捞起来,然后留住。
1995年,邓广铭在北京大学01
超高分的成绩单
1907年出生的邓广铭,是山东临邑人,身材高大,声音洪亮,说话直来直去,绝无遮掩。
1923年,邓广铭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当时省立一师在校长王祝晨领导下,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潮,进行教育改革的主阵地之一,学风自由。邓广铭如饥似渴地阅读北京、上海等地的书报(《创造月刊》、《语丝》杂志),受到新文化、新思潮的启蒙教育,也在这里与同窗臧克家、李广田结为一生的挚友。
当时,新旧势力的博弈此消彼长,1927年,奉系军阀张宗昌上台,撤换王祝晨一师校长的职务,这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。邓广铭倾慕进步思想和新文化,于是下定决心,投考北大。此后两年中,他打工赚钱,为考北大做准备,同时也与在学生罢课游行中相识的济南女师的窦珍茹结婚。
邓广铭与窦珍茹的合影
1931年,邓广铭第一次考北大,未能成功,只好先考入辅仁大学英语系,同时为再考北大做准备。
在辅仁,邓广铭听了一场题为《中国的新文学运动》的学术演讲,演讲者是北大教授周作人。周作人讲课北调搀和南腔,其中又有不少专业知识,既未编讲义,也没有写出纲领来,“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。”
邓广铭连听了六次讲座之后,将周作人的演讲内容,详详细细地记录了下来,形成一份文稿。周作人看过后,评价“记录的内容不但绝少有错误,而且反把我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”。
不久后,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出版,周作人将邓广铭的名字邓恭三置于扉页,并将300大洋的稿费全数给了邓广铭,助他求学。1932年夏,邓广铭终于被北京大学史学系录取,这名“北大迷”得偿所愿。
当时的北大,名家济济:史学系的培养方案是由傅斯年等拟定的,新请来的正副教授则有孟森、钱穆、顾颉刚等人。在傅斯年的“史学方法导论”一课中,邓广铭听到了终身受用的命题:“史学即史料学”,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”。这对邓广铭日后选择学术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接受了一流学者的一流训练,邓广铭与李广田等大学同学在1933年1月1日创办名为《牧野》的文学期刊,以笔名“一茗”发表了创刊词及多篇文章。
时值抗日战争,民族危亡迫在眉睫。他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上的爱国志士,希望通过挖掘这些人物的爱国事迹,来激励国人的爱国激情。早年曾经读过的罗曼·罗兰的《贝多芬传》,让他喜欢上了传记文学这种体裁:他萌发了写中华民族“英雄人物传”的念头。
毕业时,邓广铭选了陈亮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,获得了95分的高分,被指导老师胡适赞为:“这是一篇可读的新传记。”
邓广铭毕业论文《陈龙川传》(红色批语为胡适所书)
邓广铭从研究陈亮入手,毕业后还研究了辛弃疾、岳飞、王安石。他写人物善于抓住其个性:王安石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流俗之言不足恤”的“三不足”精神;陈亮“推倒一世之智勇,开拓万古之心胸”的特立独行气概;岳飞“待从头,收拾旧山河”的壮志……文字生动,笔法传神。他写“英雄”,也学“英雄”。
02
没有工资的「Offer」
大学毕业后,因为毕业论文的出色表现,1936年,邓广铭留校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。
此时,日本已经占领东北,步步进逼华北,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亡的高潮。邓广铭矢志以力主抗金的陈亮、忠贞报国的辛弃疾为研究对象。在胡适鼓励下,他写了一篇考辨辛稼轩事迹的文章,与梁启超梁启勋兄弟的先行研究商榷。
这篇初出茅庐的文章《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正总辨正》让邓广铭一举成名,引起了胡适、陈寅恪,夏承焘等名家的赞赏,也让他的研究计划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补助。他形容这篇文章为自己“一生的转折点。”
全面抗战爆发后,北大开始南迁,撤离时规定教授和副教授可以随行,讲师、助教等学校无力负责。邓广铭未能跟随北大南迁,但在北平图书馆完成了《辛稼轩年谱》和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。
在北大求学时,邓广铭是傅斯年的学生,二人“有许多相通之处”:都是山东人,身材高大,声音洪亮,“说话直来直去,绝无遮掩,在性情上确为投契”。
1939年8月,傅斯年邀请他南下,于是邓广铭离开妻儿,辗转经上海、香港、河内,抵达昆明,随后辗转昆明、四川李庄。其间他曾受傅斯年嘱托,成为了陈寅恪的“邻居”兼“助教”。
那时,陈寅恪眼睛几乎失明了。邓广铭就把他上课用的书拿包袱裹好,搀扶着他去上课。在昆明靛花巷,邓广铭就住在陈寅恪楼下,陈寅恪一旦有事,用脚跺跺地板,他就会上楼来。
在其后一段时间里,邓广铭完成了《〈宋史职官志〉考正》,陈寅恪为书作序,赞邓广铭用力之勤,持论之慎,“他日新宋学之建立,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。”对于与陈寅恪相处的这两年,邓广铭感叹:“收获之大真是胜读十年书的。”
1941年冬,邓广铭随史语所迁至李庄,进行《宋史》考订研究。1943年7月,傅斯年举荐邓广铭到内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,任史地系副教授,两年后,邓广铭即晋升为教授。在此期间,《陈龙川传》《韩世忠年谱》《岳飞》三部作品相继刊行。《岳飞》一作将岳飞从民间传说提升到学术高度,书籍印成发行那天,正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。
抗战胜利后,受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之邀,邓广铭毅然回到阔别七年的北大,担任历史系副教授。同时,他还在校长办公室协助工作,担任一名“无聘书、无薪给”的兼任秘书。在校教职员名单上,邓广铭的职务一格,写着“校长室秘书”,薪额一格,是空白的。返回北大后,邓广铭再未离开过母校。
03
四把钥匙
1949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邓广铭也开启了崭新的学术研究。手握“四把钥匙”,他打开了史学研究更深的大门。
新中国成立后,邓广铭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,为学生讲授《中国通史》和《隋唐五代宋辽金史》等课程。30年代开始编写的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首次出版,《岳飞传》、《辛稼轩年谱》也在这一时期再版。一向以宋史研究著名于世的他,发表了诸如《唐代租庸调法研究》《唐宋庄园制度质疑》等文章,引发了当时对于唐代租庸调法施行状况的热烈争议。50年代是邓广铭学术生命极为旺盛的时期。
任何事物,总要牵涉三个要素: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。“时、地、人”被称为历史学的三要素,讲到历史,总离不开这三点,它包含了人类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的活动。这三要素直接对应的知识,则分别是“年代”、“地理”、“官制”;三者记载在书,由此引起了第四个相关的知识——“目录”,不知目录就找不到书。从历史的三要素出发,邓广铭提出了研究中国史的“四把钥匙”:职官、地理、年代、目录。他强调,研究历史必须掌握这四把钥匙。
这一时期,邓广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《中国史纲要》的编写,主要负责了其中《宋辽金史纲要》的编写工作。这套教材,至今仍是各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的基本参考教材。
《中国史纲要》宋辽金部分手稿
五六十年代,史学的刊物杂志不多。1953年《光明日报》创办《史学》专刊,由范文澜、翦伯赞领导,北大历史系、北师大历史系和近代史所合力编辑。1955年以后,实际上改由北大历史系独立负责编辑之事,邓广铭担任编辑小组组长。
1959年初,翦伯赞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《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》一文,邓广铭为此拟了按语。在邓广铭主持下,《史学》专刊刊登了一系列针对曹操的历史评价及让步政策等问题的文章,在学界反响很大。
1978年,邓广铭出任北大历史学系系主任。在邓广铭的不断呼吁及多方努力下,1982年,北京大学批准成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;1985年,北京大学又与杭州大学联合主办中国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,是为祖国大陆举办的第一次宋史国际学术盛会。
邓广铭先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、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,并投身奔走于各类国际交流活动中:作为中方代表,参加“1000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”中美学术讨论会;率大陆宋史学者赴香港参加首届国际宋史讨论会,推动大陆宋史学者与国际宋史学界交流;接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,访问日本,与日本学界进行了广泛交流。
改革开放后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首届学术委员会
「1000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」中美学术讨论会
邓广铭在日本做学术报告
晚年的邓广铭,依然不断修订旧作。他一生中的许多著作都经过再三修改、增订乃至彻底改写。“我每有新的见解,就写成新书,推翻旧说。”《王安石》一书曾经“四写”。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从1937年开始撰写,历经不同版本,到邓广铭去世前还在不停地修改,修订文字夹在书页内,整本书变得加倍厚重。
各个版本的《王安石》
04
「三不足」
邓广铭一生读往事青史,写英雄豪杰。
司马光曾污蔑王安石为: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。”因孔子要求君子有三畏:畏天命,畏大人,畏圣人之言。“三不足”则完全违背了这一基础,被视为大逆不道。
邓广铭所著《王安石》反响巨大,其中赞扬的“三不足”精神,是对王安石式改革者的赞扬。他自己,也颇具“三不足”的精神。
有老朋友默认学界不良之风,邓广铭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;他的学术商榷文章,总是直指根本,尖锐严苛。家人劝他随和一点儿,他却斥之为“乡愿”。
邓广铭最不能容忍别人随意改动他的文稿。他常说,“可以提出修改意见,也可以全稿废弃不用,但希望不要在字里行间作一字的增删。”1997年,邓广铭《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》准备收入一部文集,出版社提出该文一段话不妥,希望删掉,他当即表示,“如果删去这段话,我这本书就不出了。”
邓广铭所作《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》
七十年代末以后的中国知识界呈现出一种特有的人事格局:解放前受过教育的那一代知识分子,是受人尊敬的“老知”;五、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构成“中知”;文革以后的大学生则是“青知”。有趣的是,“老知”与“青知”不仅不存所谓代沟,反而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。
彼时,一位只有本科学历的青年,曾与邓广铭聊天谈话。不到两个小时,邓广铭就发现了他是一位可造之材。后来,这位青年从中央党校调到了北大中古史中心,最后,成为在辽金史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——刘浦江。
未曾想,尽管学术造诣卓著,刘浦江却英年早逝。为报答邓广铭的知遇之恩,他死后葬在了万安公墓,发愿始终陪着邓先生。
邓广铭先生与学生讨论问题(左二至左四:荣新江、李孝聪、张小舟)
邓广铭晚年珍视每一次沟通交流的机会。他耳朵不好,戴上助听器效果也不大,凡有电话找他,他会立即让家人搬来一张小椅子,端坐在那儿,双手把着电话筒,把耳朵紧紧地贴在上面。
邓先生生前使用过的助听器
临终前,他对女儿说:
我死了以后,给我写评语,不要写那些套话,‘治学严谨、为人正派',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,没有特点。
老友季羡林先生回忆邓广铭,提到一个词:“后死者”。他和他的研究对象,不仅是“研究者”与“被研究者”的关系,更是“后死者”与“先行者”的关系。因此,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,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和承担。后死者不仅要研究、传播先行者的思想、功业,还负有“接着往下讲,往下做”的历史使命。
“或许,这才是一个历史学者、一个知识分子,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。
”
邓广铭在北大校园散步时留影
时值邓广铭诞辰115周年,邓广铭诞辰115周年学术纪念展,将故事在每一件信物中续写。青春与生命,凝结在展品里,精神和热血,流淌在物件中。老旧的纸张,泛黄的书页,在这里熠熠生辉,如珠如宝。
博学于文,行己有耻
——邓广铭诞辰115周年学术纪念展信息概览
展览时间:2022年8月29日-10月31日
展览地点:北京大学校史馆F1
参观时间:每周三、五、日开馆 9:00-16:00(15:30停止进场)
*本次展览免费开放,按疫情防控要求,仅限北京大学校本部在校师生观展。各单位、院系、部门等组织的团体参观,可提前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系,预约参观时间、专业讲解等事宜。
本次展览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六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,此外还有常设展“清流汇聚,沃土深耕——我们的北大文研院”、年度荣誉讲座“逝者如斯——百年考古回顾”、“传承:我们的北大学缘”讲述活动等学术活动。诚挚邀请广大读者通过线上、线下参与活动,一起见证文研院的成长。
来源: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、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
参考资料:《民国风度》、《纪念|欧阳哲生:邓广铭先生与他的精神世界》、《邓广铭:亦学亦侠》
文字:陈雪霁
图片: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
排版:唐儒雅
责编:王嗖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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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北大入伍的年轻人,去了炊事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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